大清衰落早有征兆 乾隆时期初现端倪

明镜最后更新: 2016-11-14 10:38:06

乾隆中期以后,官员之间喜欢借馈赠之名,行贿赂之实,以谋取不正当利益。这种灰色交易犹如躯体内的恶性肿瘤,四处蔓延,异常活跃。权力系统成为利益输送的管道,官家制度在其传导过程中,其刚性的一面也随之层层递减。

臣子 年间 皇帝 贪污 贿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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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减的制度根本无法约束食权者膨胀的欲望,这种自下而上的病原体传导方式,将权力结构层层腐蚀。州县将利益导向道府,道府再导向总督和巡抚,总督和巡抚则导向京城权要们,最后接棒的是皇帝本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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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官僚机器的运行过程中,这种迎来送往的利益传接成为权力的润滑剂。作为这部机器的主人,乾隆皇帝居然也参与到了这场权与利的博弈当中。皇帝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们的礼品,送给皇帝的礼品就是“贡品”。皇帝什么稀罕玩意没见过,所以给皇帝办贡是一项劳神劳心的活,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,既要是天下奇珍,又要不流于世俗。

虽然进贡标准不一,但别的督抚大吏乃至京中权贵在这件事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。他们也得打肿脸充胖子,想尽一切办法紧跟而上,进贡成了当时各级官员争宠卖乖的必备手段。其实进贡之风并不是始于王亶望,当时的大学士、云贵总督李侍尧曾经一次性进贡品九十余种。当时有人将乾隆朝进贡成风的罪责推到李侍尧的身上,认定李侍尧“善纳贡献,物皆精巧,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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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的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团的贪腐黑幕,乾隆也并非不清楚官员们进贡与吏治败坏之间的关系。乾隆皇帝在查办王亶望贪污案的整个过程中,曾经三次降旨对进贡作出某种限制,我们姑且将其认定为乾隆对官员进贡之事的自我检讨。但乾隆这么做,只是做做应景的表面文章。因为没有官员会相信这种蔓延开来的腐败之风会来个急刹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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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对于皇帝来说,不纳贡并不代表不敛财。在权力系统的利益管道中,又何止这一种选择。比如说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。如果说和珅捞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,那么嘉庆抄没其资产,是不是间接捞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?如果全部充入国库,并将这些资产用于民生,就等于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,但实际上并未如此。

其实官员的廉洁还真就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养出来的,就拿以廉洁自律闻名的闵鹗元来说,到后来也还是在官场灰色生存的各种规则面前低下头,走上了“苞苴日进,动逾千万”的权钱交易之路。而他变法儿筹措来的近30万两罚银,大都被指定缴到了内务府。乾隆初年,内务府的日子并不好过,如果皇家遇急事只能靠户部的银库(类似于中央银行)来暂时接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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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乾隆中期,在大造圆明园等皇家林苑,以及满足皇帝种种挥霍的同时,内务府却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,其所属机构广储司、圆明园、造办处三座银库更是岁岁盈积。就连户部也经常从内务府借钱,从这一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,乾隆皇帝在敛财方面丝毫不逊于他的那些臣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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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来看一看乾隆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贡品:二月十六日,在黄新庄驻跸时,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“金六十锭”,净重五百九十二两。亲王说,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。六天后,还是在黄新庄,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,包括贡缎袍五十端、贡缎套五十端、宁袍五十端、宁褂五十端、杭绫一百端、汴绫一百端、貂皮一百张、乌云豹一千张、银鼠一千张。

由北京到山东,一路之上,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乾隆皇帝查收。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,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皇宫……皇帝出一趟差,赚得盆满钵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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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年间的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,两种风气的激烈碰撞,让人看得一头雾水。我们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,整个甘肃官场可以说是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。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,前前后后竟杀掉大小官员50多人,不能说惩贪不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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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这种霹雳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,贪风依旧愈刮愈猛。乾隆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颇值得玩味,虽然整个甘肃官场到了无官不腐的地步,可最后受到国法处置的只有200人,要知道,一个省的官员接近千人。

这些漏网的官员就是沾了集体腐败的光,涉案官员之多让乾隆也觉得心惊,最后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门槛,涉案金额由最初的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。既然一个林子里都是贪吃的野兽,为了保持生态平衡,那就抓大放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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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用事实证明,腐败有个边界,没有捞出界就是安全的;一旦捞出界,就是危险的。危险系数会随着参与人员的增加而得到稀释,人越多,也就越接近“安全”的彼岸。

这也正是“齐黑”效应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当这条权力链上的所有人都准备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,黑与白的对比也就失去了参照。在这种情况下,谁是“黑”,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白”呢?不过都是行走于灰色地带罢了。